2004年和2005年是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规划，领导“拍脑袋”决定的比较普遍，而在此之后，应更关注城市社会。研究城市的主导学科昨天是建筑学，今天是经济学，明天一定是社会学。对此，曾主持了多个城市战略与城市经营研究咨询项目的李津逵日前在北大的一个讲座上提出??城市规划要面对活生生的人。

    李津逵认为，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好人出于公心办大坏事”。

    领导“拍脑袋”的弊端

    在李津逵看来，“好人出于公心办大坏事”的一个肇因就是一些地方领导在办事的时候往往仅从“国家的视角”来考虑，而不是从城市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人口等综合因素出发，缺乏“民间视角”的考虑，从而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与意愿相背离的情况。所以，“拍脑袋”的结果往往差强人意。

    李津逵举了一个例子：重庆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在做规划时，曾将城市人口规划为50万，但上级领导来视察后，仍感到该市的目标偏小，一拍脑袋，定下了建设容纳100万人口的城市目标。然而，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系列问题出现了。搬迁或者移民进城的农民没有土地，难以谋生，引发了就业等问题。

    李津逵说，这就是典型的以“国家视角”来进行城市规划的例子。在这里，领导，尤其是达到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如果只是凭借“拍脑袋”来进行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决策，一旦决策有误，其破坏性的结果是难以估量的。

    在李津逵的博客上，他概括了中国城市设计中存在的“高、大、全、快”四大误区。“高”是指在规划中设置过高的城市环境标准、过低的容积率、过低的建筑密度、在建设中追求过宽的马路、过于豪华的灯光夜景和绿地草坪等等。“大”的误区表现在城市规模要大、城市空间体量要大、人均用地面积要大、城市广场要大，大到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中会有一个20公顷的广场（而在1400万人口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面积为40公顷）。“全”是指希望一步到位，尽善尽美。“快”则是违反规则赶工期，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广场的说明里表示仅用了多么短的时间就建成一类话语。

    李津逵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城市建设的财政投入最终是由纳税人买单的，纳税人是否能够在城市中享受到生活的幸福，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专业人士要提供“民间视角”的建议

    那么，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搞规划的专业人士应该做什么呢？面对在场的学习规划设计的学生，李津逵强调了一点，即向政府部门提供“民间视角”的建议应该是专业人士的责任。

    李津逵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与城市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质量低劣的城市空间只有极少数活动发生，人们匆匆赶路回家。在良好的环境中，丰富多彩的人间活剧都在此上演。”

    城市设计思想家们研究人的行为，有很多值得城市经营者学习的理论。例如按丹麦城市设计家杨?盖尔研究：大多数人每次适宜的步行活动半径为400米至500米，人们可能看清别人活动的距离在20米至100米。所以要“以人为本”，就不需要尺度过大的公共空间、大广场和宽马路。

    所以，在这种关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要求城市设计者们给居民创造一个“体贴”的城市空间，而这种体贴恰恰又是中国文化的精气神。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处理好自己和他人的关系。

    一个城市的公用设施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容易体察到。李津逵举例说，一个省会城市有一个17公顷的广场，中间是一个蓝色的金属雕塑，向东望去，穿过大面积的大理石铺地，是一个巨大的不锈钢莲花为中心的组合型音乐喷泉。再向东是广场的尽头，设计者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弧形的架空回廊。廊柱之下，从大舜、孔子到李清照、蒲松龄等，分别塑了十来个古今该省的军事文化名人。然而，烈日照在光滑的大理石的地面上，热气逼人，广场上的草坪是禁止游人入内的，草坪的边缘是半米高的打磨光滑的供人闲坐的石阶，然而没有树荫，坐上去奇热难耐。广场上也有几片树林，在那中间也有一点宝贵的树荫，但却没有供人小坐的石阶。游人们只得坐在绿地的砖沿上。就这么一个细节，却足以体现出这个广场没有足够地关注“以人为本”的理念。

    李津逵表示，正是在城市的这些公共空间里，体现着城市居民生活的环境究竟如何。而作为城市规划者，重要的是在城市设计中关注居民的需求，让居民更能从中感受到幸福。这就要求搞城市规划设计的专业人士必须倾听民众的声音，将来自“民间视角”的意愿传递给决策者，避免“拍脑袋”时容易出现的悲剧性后果。

    李津逵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哈佛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城市运营商”计划首席教练，主持了多个大型的城市战略与城市经营研究咨询项目，其专著《城市经营的十大抉择》出版后引起较大的反响。

来源：科学网